
凌晨三点,室友的游戏嘶吼穿透耳塞。我缩在阳台角落,上海春夜的凉风灌进衣领,却吹不散胸腔里那团火——那种想砸碎什么,或者从六楼纵身一跃的冲动。
这不是小说开场,是我大二生活的日常切片。
如果你也在大学宿舍里经历过那种“被慢性凌迟”的感觉,或许能懂这种绝望:明明是最该绽放的年纪,却活成了一座孤岛。而疫情封校,让这座孤岛彻底变成了高压锅。
我们寝室四人,代号A、B、C、D吧。我是B。
A是那种典型的天之骄子模板。开学第一天就向全班广播:“我高中搞过数竞化竞,高数早自学完了。”他当学习委员,打电话跟朋友畅想保研,每次考试前都飘得像已经拿了满分。我随口说句“要考高数了”,他接:“哈哈哈你要完了,死两次!”英语考完我提了句审题失误,午睡翻身时听见他嗤笑:“B心态炸了呀。”那种精准的、带笑的嘲讽,像细针扎进皮肤里。
展开剩余80%C是前任班长,为班级做事,但也是宿舍噪音源。他打游戏开麦,笑声诡异尖利,像生锈的锯子拉过耳膜。我曾以为这是最糟的,直到D加入这场“交响乐”。
D,两百多斤的体重,起初我们关系不错。一起打牌,听他讲女朋友的事。但不知何时起,他被C同化了,甚至更甚。他打游戏时吼叫的台词永远循环:“但我是爹!”“你别叫!我是你爹!”你想理论,声音会被他更高的分贝淹没。那些“但这跟我是爹有什么关系”“who cares?我还是真爹”的宣言,在深夜一遍遍捶打我的神经。
后来,嘲讽升级了。A交了女友,和D形成联盟,对我进行“单身羞辱”。“是找不到吧?”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?”他们打牌时耍赖,双标得理直气壮。而我曾在大一上学期,让D抄了我整整一学期的化学作业。
真正的崩坏,始于一次“禁言事件”。
D是寝室群主,热衷随意禁言我。我私信表达不满,他无视。马原课小组活动,我当组长,他偷拍我照片发进有女同学的群聊。我撤回,他连发七八张。我把他禁言了25天——本意只是开个玩笑,让他体会被禁言的感觉。他瞬间破防,退群再加,把群昵称改成“B之父”。
战争就此爆发。
他退群,在游戏里公放辱骂:“B是世界上最傻X的人!”封校带饭,故意只带三份。我们不再说话,空气里都是恨意。
直到某个夜晚,我从图书馆回来,他依然在嘶吼。我走到他身后,手机音量开到最大,贴在他耳边。他抢我手机,我们扭打在一起,是C拉开了我们。
但肉体冲突不是最折磨的。最折磨的是声音——那种持续的、尖锐的、无法屏蔽的噪音暴力。我试过逃离,去教室、图书馆、校园每个角落寻找安静。可疫情封掉了所有出口。现在,我坐在阳台上,关着门,戴着耳塞,依然能听见里面传来的、足以让人发疯的叫喊。
这一切,或许要从更早说起。
高中三年是我心理问题的开端。我患上严重的强迫症、抑郁症。最痛苦的是注意力固着——一点声响就能让我崩溃。余光强迫、耳虫(大脑不受控地循环播放歌曲)、心脏神经官能症……在英语阅读时,我一句话都看不进去,但必须逼自己看下去。每一天都是熬。没有朋友倾诉,所有痛苦都闷在心里。
高考时,我觉得能活着做完试卷已是奇迹。最后进了这所211,以为会是新生,没想到是更深的地狱。
大一我拼命逃离寝室,图书馆成了避难所。我专业第九,拿了三等奖学金。D也拿了三等,他嘲讽:“你要每天去图书馆,才能达到跟你爹一个水平!”而一直吹嘘的A,是寝室唯一没拿到奖学金的。后来女友和他分手,他炫耀的资本少了一样,但噪音污染添了新花样:打游戏大吼大叫,哼难听的歌,最近还开始弹吉他——就在我旁边弹,震得我身体发麻。他说:“我向一个女生保证了一定要学会吉他。”
你看,在这个空间里,连“努力”和“喜欢”都成了噪音的借口。
我曾联系辅导员换寝室,她很好,提供了选项。但我社恐,不敢敲门问陌生人:“我能加入你们吗?”我怕被拒绝,怕自己半夜上厕所打扰别人,怕从一个地狱跳进另一个未知的炼狱。
现在,寝室里唯一能说上话的只剩A,仅仅因为我们同专业,有课业交集。但这也是利益捆绑的假象。
写到这里,手指有点抖。不是愤怒,是那种积压太久、已经变成生理反应的疲惫。我理解那些社会新闻里,为什么有人会对室友举起刀——不是开脱,是那种“再没有出口就要爆炸”的窒息感,真的存在。
我羡慕那些“考研寝室”“保研寝室”,羡慕那种互相托举的关系。在我们这里,问一道题得到的回应是:“笑死,连这个都不会!不懂就别叫!”
毕业还有两年半。七百多天。
我经常想:大学到底该是什么样子?那些青春剧里的阳光、草坪、恋爱、友情,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成了噪音、嘲讽、孤独和每日的生存战?
也许问题不全在宿舍。我的敏感、内向、心理问题,让我成了这个恶劣环境里最易受伤的猎物。但环境放大了一切。就像把一株 already fragile 的植物,丢进了盐碱地。
有朋友问起耳虫的应对——这是我少数能分享的“经验”。当大脑自动循环歌曲干扰阅读时,我试着一边看文章一边默念,甚至微动嘴唇。这能抢回一部分注意力。慢慢地,练习“无视”:你放你的歌,我做我的事。越对抗,它越猖狂。顺其自然,反而能夺回控制权。
这像极了我和宿舍的关系。我越反抗,越痛苦。也许真正的出口不是改变他们,而是在这片噪音废墟里,找到让自己不崩塌的方法。
阳台外的天快亮了。里面的叫喊声渐歇,变成鼾声。我摘掉耳塞,耳朵又痒又痛。但至少,此刻是安静的。
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。但我知道,很多人在类似的困境里。如果你也在经历这些,我想说:你看,有人和你一样,在凌晨的阳台写下这些字。我们可能暂时找不到答案,但至少,我们识别出了问题。
这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,改变或许已经悄悄开始了——哪怕只是像现在这样,在一片废墟中,先承认:我疼,我不该这么疼。
而承认,有时就是抵抗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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